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中國，漢代佛教的傳播區域以首都洛陽為中心。首先擴展到徐淮一帶。山東是古代齊魯的繁榮地區，盛行黃老學說，相信方術和道仙的人很多，佛教傳入之初，很多人把釋迦牟尼和黃帝、 老子並提，視為同類的神, 把佛教也看成是一種神仙方術，所以山東充分具備了接受佛教的條件，地處山東中部的泰山一帶，也就成為佛教傳入較早的地區之一。
佛教是一種外來的宗教，要想在泰山這塊土地上扎根，不但要同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相適應，還必須同中國固有的哲學和宗教思想相融合。東漢末年以來，外來的僧人增多，譯出不少佛經。為了和漢代興起的“泰山治鬼”之說相結合，不少僧人在翻譯佛經中，把“地獄”譯成“ 泰山”。早在三國時期，吳國康僧會所譯《六度集經》中， 多處附會“ 泰山治鬼 ”之說。例如，“ 命終靈魂入泰山地獄 ”（卷一）、“ 泰山之苦，難可想見 ”（卷四）。“死于泰山，泰山之鬼拔出其舌，著于熱沙，以牛耕之，又以熱釘釘其五體，求死不得， 殊惡如此 ”（卷五）。當時漢譯佛經以意譯為主，上述佛典中之“泰山”，不是傳自印度或西域，而是譯者把佛經和泰山民間信仰相揉合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由于社會動蕩不安、民不聊生，人們要求宗教作為精神寄託，容易接受佛教關于彼岸世界的宣傳，大多數統治者又極力扶植，于是佛教逐漸興盛起來。
前秦苻堅皇始元年（351），佛圖澄的弟子僧朗，為逃避冉閔之亂遷居泰山。在泰山西北的金輿昆侖山清除了虎患,創建朗公寺,講解《放光般若經》，傳授弟子僧等百餘人。
僧朗博學碩通，在當時佛教界佔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南燕主慕容德授予僧朗東齊王的稱號，並賜與奉高、山茌兩縣的封祿，以師事之。前秦主苻堅，“送紫金數斤，絹綾三十匹，奴子三人，以備灑掃”。不僅贈物，而且贈送奴隸！這樣，由于統治者的扶植，一個小小的佛寺，發展成為相當規模的僧侶地主莊園。
北魏開國皇帝拓拔圭，即使在軍事倥傯之際，也要“敬問泰山朗和上”，要僧朗幫助他克服離王畿最遠的地方。此外,後秦主姚興、東晉孝武帝，都和泰山僧朗有過書信往來和厚禮饋贈。這在中國佛教史，特別是在泰山佛教史上，都是可以大書特書的。對統治者的饋贈和來書，僧朗都有回音，在復慕容德的信中稱：“僧朗頓首！陛下龍飛統禦百國……蕩平之期，何憂不一！”（《廣弘明集》卷35）佛教主張出世，但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，僧侶們普遍不與世隔絕，而是關心政治。
當時一些名僧也經常往來于泰山一帶，高僧道安就是突出的一個。道安對佛經的翻譯工作進行了總結，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，為佛教寺院定立規制；劃一僧人的姓氏，道安以後僧尼一律姓“ 釋 ”，這些在中國佛教史上都有劃時代的意義。道安翻譯的佛典《鬼子母經》中，也有“死後亦入泰山地獄”之語。大約在前秦苻堅建元十七（380 －381）， 道安來到泰山，參加金輿谷之會，他的這次東下，可能是應僧朗的邀請。
僧朗、道安以後一百多年，到了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間（520－525），法定來到泰山西北的方山開山，重修寺廟在方山之陰，為神寶寺，後又遷至方山之陽，為靈岩寺，法定被譽為開山第一祖。公元446年， 魏太武帝滅佛，靈岩寺也受到嚴重打擊。但不久，文成帝繼位，佛教又得到迅速恢復。這一時期泰山一帶除較大的佛寺外，還有北魏時興建的光化寺、谷山玉泉寺，北齊時興建的四禪寺，以及普照寺等，寺院經濟也相當發展，僅泰安白馬寺就有寺田800餘廟，並出現了寺院領轄而不向當地政府供輸賦役的佛圖戶。
魏晉以來，由于玄學的強大影響，直到東晉後期，以宣傳“空”為中心的般若學始終是佛教的主流。泰山經石峪的北齊隸刻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，就是大乘空宗的主要經典。經石峪隸刻舉無雙稀世之寶，被譽為“大字鼻祖，榜書之宗 ”。1916年9月，康有為由曲阜到泰安，下車後直奔經石峪，他在古人的鬥大字書前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深深為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所震撼！此外，光化寺和映佛岩也是刻的般若經，兩處石刻距今已有1400多年。這些規模宏大的佛經石刻的出現，是佛教在泰山一帶繁榮昌盛的歷史見證。
經過魏晉南北朝幾個世紀的發展，佛教在泰山一帶逐漸扎下根來，到了隋唐，由于統治階段大力扶植，泰山和全國一樣，佛教也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。
隋文帝曾多次下詔在各地興建寺院、佛塔， 搜羅和剃度僧侶， 組織翻譯佛經。開皇元年（581），“三月詔于五岳各立一寺”。開皇三年下令將朗公寺改名神通寺。開皇十三年，又令于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，並賜莊田。開皇十四年，柴燎岱宗，詔河南王為神通寺（朗公寺）檀越，齊王為神寶寺（靜墨寺）檀越，華陽王為寶山（靈岩寺）檀越。 所謂檀越， 就是向寺院施舍財物、飲食的世俗信徒。開皇十五年，文帝東巡泰山，詔訪泰山名僧法瓚進京，後送舍利於神通寺， 並廣造神像。泰山一躍而成為山東佛教文化的中心。封建統治者曾耗費大量人力物力，興建佛寺、佛塔、佛像，為的是麻醉人民，但這些佛教建築已成為各地風景輪廓的標志。試看今日泰山各地，凡有佛教寺塔之處，無不綠樹成蔭、景色宜人，給廣大人民以美的享受。泰山集自然、人文景觀于一體，成為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，而人文景觀應該包括佛教文化藝術在內。
靈岩寺到了唐代更加興旺，其在全國的影響遠遠超出神通寺，出現一些著名高僧。唐初慧斌就曾住持靈岩寺，慧斌晚年為弘福寺住持。貞觀十九年（645），玄奘就是在這個弘福寺，開始了大規模翻譯佛教經典的工作。弘福寺是唐代著名的大寺，這也說明了靈岩寺的地位。
武則天在爭奪政權的過程中，為了利用佛教為自己制造輿論，曾諭令“釋教宜在道法之上，緇服（僧服）處黃冠（道士）之前”。麟德二年（664）， 高宗和武則天來泰山封禪時，打破以往帝王之慣例，先到靈岩拜佛，然後到岱頂祭天，說明高宗和武則天對佛教的重視。
唐中葉以後，禪宗成為中國佛教最有勢力的宗派，佛教完全中國化，禪宗在泰山一帶也廣為傳播，據《封氏聞見記》和《 五燈會元 》的記載：唐開元（713－741）中，泰山靈岩寺有降魔禪師大興禪教。降魔禪師是禪宗北派領袖神秀的弟子，神秀告訴他：“汝與少皋之墟（泰山一帶廣大地區）有緣。”降魔大師敬奉師命來到靈岩寺,弘揚佛法，以後幾年，學者雲集，佛教規制，飲食上僧人過午不食、不飲酒、戒葷食，坐禪修行又常達90天之久。為此，需要一種既符合佛教戒律，又可以清除坐禪產生疲勞，這樣，茶就成為僧人坐禪理想的飲料。由于禪宗大力提倡，不僅泰山寺院僧人飲茶成風，而且促進了民間飲茶習慣的進一步普及。
唐代中國高僧鑑真曾東渡傳法，鑑真在日本的第四代弟子，日本國慈覺大師在公元839年，隨最後一次遣唐使入唐求法，慈覺大師在中國期間，對泰山等地風土人情作了詳細的了解，回國後，用漢文書寫了《入唐術法禮行記》，記載了在唐十年的經歷，《入唐求法禮行記》一書，與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馬可波羅遊記》並列被世界公認為古代東方三大遊記。
黃巢起義爆後，唐僖宗逃亡成都，僖宗也是一個佞佛的皇帝，中和三年（883），他聽說泰山有一個叫大行的僧人，念誦《阿彌陀經》很有功夫。便賞給這個僧人一個賜號，叫“常精進菩薩”，賜爵“開國”，並且還召見他。《阿彌陀經》主要宣揚“極樂世界”如何“美妙無比”。“阿彌陀佛”如何“神通廣大”，只要反復誦念“南無（皈依、致敬）阿彌陀佛”，死後就可進入西方“淨土”。佛教淨土宗就是通過這部經典而得到廣泛傳播的。
靈岩寺在唐代是禪宗北派降魔禪師講法的所在，但南派後來居上。南派禪宗臨濟宗勢力最大，北宋時慧南和尚又從臨濟宗衍化為南派新系──黃龍系。慧南的弟子淨如，就在靈岩寺闡揚黃龍系教義。黃龍系主張“道不假修，但莫污染；禪不假學，貴在息心。”淨如的弟子道詢繼續在靈岩寺住持講法，足見靈岩寺是北宋禪宗南派的重鎮，與少林寺是禪宗同派，兩僧住持有時先後請同一名僧。
由于禪宗一派構居深山大壑，標榜教外別傳，因而會昌滅佛，五代兵亂影響較小，北宋時有僧侶沙彌500餘人，又達到新的高峰，據記載，靈岩寺“每歲孟春迄夏首，四向千裡老幼匍匐而來，散財施寶,惟恐不及,歲入數千縉”，可見香火之盛。北宋八個皇帝禦書相賜，並規定靈岩寺的住持必須由皇帝直接派遣。靈岩寺現在尚存宋代彩色泥塑羅漢像40尊，其中有東土初祖達摩、廬山蓮社慧遠、天台醉菩提濟顛（濟公）、晉朝泰山僧朗、靈岩開山法定、淨仁大師仁欽等名僧皆在，栩栩如生，梁啟超譽之為“海內第一名塑”。靈岩彩塑不僅充分顯示了我國古代能工巧匠的卓絕藝術才能，而且也是宋代泰山佛教昌盛的生動寫照。
南宋初年，金兵大舉南犯。燒毀靈岩寺的殿宇、僧舍，年僅22歲的辛棄疾，鑑于僧眾對金兵的憤恨，發動僧人抗金，聯合濟南地區其他佛寺僧眾數千餘人，編入耿京的抗金隊伍。
金元時期，境內“敕建”或“奉敕”明確寺產，並立“牒牌”的寺院40多處。元代佛教各派中，還是以禪宗最為繁榮，泰山西麓的竹林寺，在元貞年間（1295－1297），出現了“東振齊魯，北抵幽燕，西逾趙魏，南距大河，莫不聞風趨赴。其道施者朝暮不絕”的盛況，這時的泰山寺院，不僅國內僧徒絡繹不絕，海外僧人來泰山傳經學法的也迅速增加。日本國邵元和尚，是臨濟宗東福寺開山聖一國師圓爾的法孫，“慕中國釋教之盛”，在元泰定四年（1327）乘船來中國，他在中國期間翻譯了大量佛經，結識了不少名僧，靈岩寺第39代住持僧息庵就是其中之一，息庵去世後，邵元在“息庵禪師道行碑”中,歷述息庵生平,贊揚息庵佛門好事，其文情深意長，是一篇歌頌中日友好的史詩。
明代永樂十八年（1420），高麗僧滿空等，渡鴨綠江來到南京天界寺，宣德三年（1428），登泰山訪古剎，先在泰山西麓的竹林寺，後又到普照寺住持20多年，“佛殿、山門、僧堂、伽藍煥然一新”,四方受法者千餘人，還為朝鮮翻譯了大批佛經。明天順七年（1463），滿空去世後,就葬在普照寺西南不遠處。滿空等高僧，到泰山雖然出于宗教的動機，但他們膽識過人，表現了驚人的毅力，在不同國家民族間傳播與交流文化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其意義也就超出了宗教的範圍。
隨著宗教的廣泛傳播，僧尼增多，封建國家從僧人中選任僧官，協助政府管理僧尼。僧官的設置，可追溯到東晉十六國，明朝為了加強對寺僧的管理，建立了比前代遠為細密週詳的僧官制度：中央設僧錄司，掌管天下僧務；府設僧綱司，有都綱（從九品）；州設僧正司，有僧正一人；縣設僧會司，有僧會一人，分掌地方僧務。洪武年間，泰安僧綱司、僧會司的司署分設于普照寺、資福寺。各級僧官都由僧侶擔任，屬于國家官吏，雖給予一定的優待，但不給薪俸（《明史·職官三》）。佛教附屬于朝廷行政之下，失去了以往在政治上的一點相對獨立性。
景泰三年（ 1452 ），規定各寺觀田土不得超過60畝，“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”。強調了寺院田地必須由朝廷收稅的原則。但靈岩寺擁有瞻寺地3500畝，自宋以後就免差役，只納稅銀，金元明時都奉旨稅銀和差役全免，一直到清代仍不納稅，這表明了最高統治者對泰山靈岩寺的重視。
由于宋以後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趨強化，封建統治階級提倡：“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。”于是經過隋唐時期的儒、釋、道三教鼎立，逐漸走向三教會同。儒家主張入世，孔子對死的問題並不感興趣，而佛學提出一整套關于生死的學說，為中國固有文化所欠缺；道家講玄之又玄，恰與佛教空宗理論相通，中華文化偉大之處，正是不斷地接受、改造外來思想，成為自身結構的一部分。
在這以後，一些大師繼出，或倡禪淨一致，或說性相融合，或論佛儒合一，使冷落的佛門，復有一番氣象。泰山不少寺僧與封建士大夫往來酬和，宋大觀（1107－1110）初，靈岩寺的住持仁欽，賜號靜照大師，他在“靈岩建絕景亭以宴賓客，修崇興橋以通往來，士大夫鹹（都）愛與之遊焉。”明正統（1436－1449）中，住持古奇，“能文善詩，士大夫多敬重之。”萬歷（1573－1620）初，靈岩可長老，擅長詩賦，精通戒律，“名重朝野”。由于他對佛教教義有很高的造詣，被朝廷封為達觀大師。不僅如此，當時儒家中也出現不少不受戒的佛門弟子，更多的士大夫雖未皈依佛門，卻精通佛典，也有的出家為僧。元玉，字祖診，棄儒從佛，康熙初年，卓錫普照寺，廣結泰山社會名流，在寺東構築石堂以讀書，別號石堂老人。有《石堂集稿》等著作。 他提倡“道”反對“術”，主張把三教揉合在一起。
至清代，由于泰山成為碧霞元君的道家的天下，紅門原為佛教院， 這時由于香火冷落，院內除了原有的彌勒佛外，又供上“碧霞元君”的神像，“敲著木魚念佛經，燒香磕頭供元君”。紅門宮邊又築起一座“孔子登臨處”石坊，也設有香壇，這也正是儒、釋、道三教會同的寫照。
除了儒佛相互滲透之外，佛道也逐漸結合。據《日知錄》記載明神宗把他的母親李太後尊為“九蓮菩薩”，為李太後建大殿在“天書觀”，天書觀卻是宋真宗時建的道教觀宇，供碧霞元君。鬥母宮也是佛道結合的地方，鬥母的全名是“先天鬥母大聖元君”，傳為北鬥眾星之母，是道教信奉的神，可是大部分時間這裡住的是尼姑。院中鬥母殿原供鬥母及十二星君像，東殿祀觀音、文殊普賢菩薩像,西側配殿又祀碧霞元君。
進入近代以後，佛教由于其繁瑣的教義和死板的修行儀式，不能適應社會經濟、政治急劇發展和變化，一直處在衰敗的狀態之中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，泰安成立了佛教協會，管理僧尼和保護財產。但並沒有能夠挽救佛教的日益衰退和沒落。日本侵華時，徂徠山和泰安農村中較大的寺院大多被日軍破壞。1946年6月，新四軍攻克泰城， 規勸鬥母宮尼姑還俗。同年，陳毅南下，途經泰安，遊覽王母池，令縣人民政對七真像加以保護。
到1948年,泰山有僧14人,尼25人，散居農村各村僧尼20餘人。
1951年土改，多數寺廟改為學校或林場。保留下來的寺廟，寺田按政策處理，原來的僧尼逐漸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。通過民主改革，寺廟廢除了封建特權，僧尼群眾過上了民主生活，正常的宗教活動也受到國家的保護。
黨和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正確主張，在“文革”時期被破壞，宗教問題看成是敵我矛盾。寺廟古蹟、經像法物和藝術文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，正常宗教活動被迫停止，僧尼受到衝擊。
1978年以後逐步落實了宗教政策，1981年，原紅門宮和尚永柱，被接回普照寺，進行佛事活動，普照寺屬臨濟宗，是泰山南麓唯一的四方叢林。與此同時，尼正品、仁義住持屬臨濟宗的鬥母宮，正品為中國佛教協會理事。
泰山佛教徒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，積極維護和開放寺廟，有的因地制宜，從事林、農業生產，有的配合泰山旅遊，從事服務性行業， 清修與勞作並重。一些重點廟宇，也成為國際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賓、華僑參觀訪問、交流佛教文化的場所。近幾年來，泰山佛教徒在信奉的教義中，又提倡人間佛教思想，它包括佛教教義中的五戒、十善、四攝、六度等自利利它的廣大行願，但對以上教義賦予新的內容，即奉行五戒、十善以淨化自己，廣修四攝、六度以利人群， 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。這種思想,既繼承了佛教原有教義和修行方法，又對原有的教義作了新的發揮。其目的在于自覺地共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，實現人間極樂世界。
